2021年,中国高级外交政策官员与拜登政府对等官员的首次会晤充满争议,北京最高外交官杨洁篪宣称,美国不能再“从实力地位与中国对话”。这一声明似乎令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感到不安,但它为理解中国的战略视角提供了重要启示。此后四年,北京以中美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深刻转变为前提制定政策。中国战略家认为,中国在与美国的竞争中长达数十年的“战略弱势”正在结束,这得益于中国在工业、技术和军事能力上的稳步提升,以及国际影响力的增强。这些进展使北京认为其与美国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两国现拥有大致相当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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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连任并未动摇北京的乐观态度,北京相信自己能够应对来自美国的持续威胁,确保持久的平衡,并力争主导地位。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的行动进一步坚定了北京的信念,即美国正在加速自身衰落,新的均势时代即将来临。中国认为,美国对中国构成生存性威胁的可能性正在降低,这一认知对北京的政策产生了稳定效应。面对特朗普四月升级的贸易紧张局势,北京表现出耐心,预期特朗普最终会降低美国关税以达成协议。
然而,尽管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的即时风险较低,当前的僵持可能难以长期为继。在未来四年,两国日益相互试探决心的行为可能导致军事危机风险上升。到特朗普本届任期接近尾声时,中国将有充分机会重新评估美国的国内政治环境、其对台湾的承诺力度、全球经济对台湾半导体产业的依赖,以及中国自身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的走势。如果北京与华盛顿的能力差距进一步缩小,国际社会对台湾关注度下降,大陆的非军事统一努力受挫,北京认为华盛顿和台北的下任领导人将更加强硬,军事危机风险可能显著上升。今天看似战略僵持的局面,可能迅速转变为更加动荡和危险的态势,对两国均构成挑战。
赢过“交易者”
北京愿意耐心等待特朗普单方面削弱美国全球地位。尽管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施激进的关税政策,许多中国战略家不认同国际上常提到的贸易战可能引发军事冲突的担忧。在他们看来,贸易紧张加剧只是特朗普标志性谈判策略的第一阶段:先施压,再退让并达成交易。中国似乎乐于让特朗普的典型策略自行其道,预计它将在美国面临严重经济和外交后果时失败。
北京同样未表现出在短期内挑起军事冲突的倾向,即便涉及台海等核心国家利益。当然,这种克制背后是中国在常规和核力量方面的军事建设,中国官员认为这对转变与美国的实力平衡至关重要。特朗普对在国际争端中“掌握更多的牌”的固执只是强化了北京的信念,即硬实力至上。北京相信自己正处于获取优势的位置。
尽管特朗普表达了对与中国和俄罗斯进行军控谈判的兴趣,北京官员认为白宫反复无常和缺乏逻辑的决策阻碍了重大协议的达成。他们对合作安全措施的信心降低,倾向于优先发展中国自身的军事能力。随着美国全球权威迅速衰退,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加入军控谈判的压力可能减弱。此外,北京认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正在衰退,并受日益混乱的治理体系拖累。特朗普的表态,包括宣称维持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及设想打造“金色穹顶”导弹防御体系,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令北京不安。相比中国低成本的攻击能力,美国将资源转向这些不切实际的防御性工程,使北京能够以较小的成本消耗美国资源。
中国的军事发展成就和对美国停滞的评估也使北京更有信心通过更积极的行动塑造地区中小国家的行为。随着华盛顿的能力和信誉遭受侵蚀,中国主动与美国盟友如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缓和关系,同时围绕其核心利益划定更明确的红线。中国在经济与外交拓展上的积极姿态,以及同期展开的军事威慑活动——如二月份在澳大利亚和日本周边举行的高调军演——看似矛盾,但在北京看来,却是作为一个大国所应展现的正常行为。
逐鹿海峡
台湾处于这些核心利益中的首位。尽管自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台以来,台海两岸政治和军事紧张加剧,但今年二月的对台工作会议和三月的“两会”显示,北京未来一个时期内的对台策略更多是延续而非改变,有耐心并系统性地增强对两岸关系的主导。这表明短期内中国主动进行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未显著提升。
尽管中国共产党的近期会议未表明中方有意图即将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但中期冲突风险仍在上升。近年来,北京的重点从主要防止台湾独立转向积极推动统一,2021年的《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体现了这一转变。虽然细节有限,但新策略似乎强调增强中国在台湾社会的影响力,促使台湾人认识到统一是他们最不坏的选择。据台湾当局称,北京通过与台湾民间组织、政党及意见领袖合作,回击台北的叙事,发放中国身份证给台湾居民,并赢取更多台湾军事人员的认可。中国认为这些措施合理合法,而台湾的反制措施,如赖清德的17项反渗透计划,在北京看来是推动独立的挑衅行为,迫使中国加强海空军事行动力度并进行更积极的军事演习。北京对赖清德政府基本丧失希望,且对2028年台湾大选选出亲中领导人不抱期待,这也增加了双方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即便北京认为和平的非军事统一措施也依然伴随着军事升级乃至全面冲突的风险,美国也有可能卷入其中。
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的优先事项不明确,也放大了这一风险。他不愿与大国冲突,对捍卫其它民主国家缺乏兴趣,以及对台湾摇摆不定的承诺,这些在中国官员看来都具有重大影响。北京有不少人怀疑,如果有哪位美国总统可能默许中国强制接管台湾,那将是特朗普。四月初中国在台海的军事演习也起到了试探其决心的作用。特朗普政府对此的口头谴责未给北京留下深刻印象,中国分析家指出美国反应相对温和。
其它干预性因素也在迅速减弱。随着美国对盟友和对手赤裸裸地施压,地区内外的较小国家面临新困境。他们几乎没有理由与中国为敌,尤其是在中国逐渐成为相对更可预测、更不具破坏性的全球大国,且在经济和军事增长上持续超越美国的情况下。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分裂,在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中,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在台海问题上保持克制的意愿和能力可能减弱。
迎合上级?
作为对北京在亚洲日益主动行为的担忧,特朗普政府正在加强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威慑。但内部裂痕制约了这一努力。由渴望执行总统议程的政府忠实者推动的在五角大楼和更广泛官僚机构内的无序、破坏性改革,在北京看来增大了美国强化军事能力成效的不确定性。国防部高级官员在台湾对美国战略重要性的问题上并不完全一致。例如,五角大楼政策负责人埃尔布里奇·科尔比曾表示,“美国人没有台湾也能生存”,并推动聚焦防止中国获得更广泛的区域主导地位。特朗普本人对台湾的摇摆承诺进一步使军事准备变得空洞。他近期解雇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这些官员对他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不够忠诚,这向整个政府中志同道合的同行发出了警告信号。
与此同时,贸易战引发的紧张局势增强了中国内部的民族凝聚力。即便是中国最具自由派倾向的战略家,虽然此前对美国政策批评较少,现在也多视华盛顿为挑衅者,主张采取更强硬措施应对美国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压力。对许多人来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预测显得具有先见之明。与此同时,这种日益增长的内部共识使北京更难以进行必要的自我反思,以冷静地评估自己的战略规划——而更可能进一步加强军事能力建设和追求统一。
同样,特朗普对忠诚度的要求及其广泛使用行政权力在政府内部强化服从和一致性的做法,削弱了政府自我审视评估的能力。没有内部异议声音,美国无法有效地规划和发展军事威慑,也难以负责任地管理未来的军事危机。
最终,这些内部动态——比长期存在的贸易和外交政策争端更甚——是推动战略僵持向急性危机转变的最大威胁。为降低灾难性冲突的风险,华盛顿和北京的战略家们应该视角向内,首先审视自身领导层的决策,在不稳的僵局无法维持之前采取化解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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